202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近日揭晓。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克劳迪娅·戈尔丁以一篇聚焦“女性就业和男女收入差异”的研究获得了这一奖项。

戈尔丁首次全面梳理了几个世纪以来女性的收入和劳动力市场参与情况。她的研究表明，在整个200多年里，女性参与劳动力市场的趋势呈现一个“U”形曲线。而尽管20世纪面临着现代化、经济增长，以及就业女性的比例上升，但很长一段时间里，男女之间的收入差距几乎没有缩小。

按照她的研究成果，这并非是因为女性工作成果的数量和质量不如男性，而是女性投入职业的时间比男性少。戈尔丁认为，生育和承担家务让女性不得不在工作上退居二线或三线。即便是时薪制，由于不能随叫随到，以及工作时间长，节假日加班，让女性难以选择和承担这样的工作，因此不得不回归家庭。工作少了，收入自然就会少。

此外，这种性别收入差异大部分存在于从事同一职业的男性和女性之间，并且主要是由于女性的第一个孩子的出生而产生的。可以说，女性因为孕育下一代，而导致在职场中面临着更大的挑战。

据国际劳工组织（ILO）发布的数据，全球女性在同等工作下的平均收入只有男性的63%，同时也存在大量女性受到歧视、骚扰和暴力等问题。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数据，该国在全职工作的男女中，女性的收入平均只有男性收入的81%。在英国，该比例为78%，在加拿大为73%，在澳大利亚为85%。

而智联招聘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从薪酬来看，2023年，中国女性的平均薪酬为8689元/月，与男性的9942元/月相差1253元。

可见，男女收入差距既是一个历史性现象，也是一个全球性问题。不仅国际上，国内也有诸多研究女性收入问题的研究成果。

武汉大学劳动经济团队的研究发现，当前中国还普遍存在“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模式，在同等条件下，女性周工作时间平均比男性低5.4955小时。幼童及家庭成员照顾责任会抑制女性的劳动供给，而对男性没有显著影响；同时，孩子数量对父母工作时间的收入效应差异扩大了性别工作时间差距。

简而言之，家庭责任主要通过扩大无偿家庭劳务时间、劳动参与率和岗位强度等路径的性别差异影响了性别工作时间差距。

进一步地，该团队还发现，家务时间影响了劳动参与率,而劳动参与率差异是造成性别收入差距中的首要因素。此外,性别工作时间不平等取代了工作时间定价差距,成为了阻碍性别收入不平等收敛的关键因素。因此,缓解因家庭责任产生的工作时间不平等,是未来收敛性别收入不平等、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方向。

针对女性在职场中的天然弱势，笔者认为，可从人力资本、社会观念和科技技术改善三方面进行政策优化，以减小性别工作时间差距和性别收入不平等。

首先，提高女性就业机会。政府和社会组织应该采取措施，促进女性参与劳动力市场，提高其就业质量和职业技能，加强对女性的职业培训和管理培训，增加女性在各行业和领域的雇佣比例，改善女性的职业结构。

同时，政府和雇主应该采取措施，促进职业平等和工资透明度，制定透明的工资制度和工资升级规则，禁止性别歧视和性别偏见，加强对雇主和企业的监管。

第二，从观念着手，要逐步消除束缚女性的社会文化，改变传统性别观念，建立男女共担的家庭责任理念。

诚然，关于谁照顾孩子、谁料理家务，涉及到一个国家的文化和价值观，改变或许艰难。因此，政策的发力点更应该放在通过多种渠道去改变和优化对劳动力市场形成桎梏的歧视女性的观念，和由此形成的不合理的惯例，以及看似“合理”但不公平的操作行为。

我们应该强化男性在家庭照顾上的参与度和责任，分担女性压力，做到夫妻共担。例如，各地计生条例普遍设置男性陪产假、父母育儿假，但由于缺少有效监管措施，男性休假比例不高，建议国家采取有效措施，确保男性完整享有育儿假期。

相对的，在国家、政府应该给予家庭帮助。例如提供更多的0-3岁的托育机构，双休日托育服务，以及延长工作日的托育时间。

第三，依靠科技的力量改善女性工作条件。在戈尔丁本次研究中还有一个发现：即“高收入群体里面男女差异最小的是药剂师”。这主要是因为这项工作完全信息化、标准化，因此女性掌握了技术，同样可能投入与男性一样多的工作时间，以获得相应的回报。

这也启示我们，随着IT、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普及，以及有统一的技术标准和工作评定，女性即使在家里也可以完全胜任工作，当然在这种情况下其获得的报酬就会与男性一样。

男女之间的收入差距是一个复杂、长期的问题，需要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的共同努力来实现性别平等，并缩小以至于最终消除男女收入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