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因为新华社记者徐勇突发心梗去世、艺人高以翔意外猝死，让过劳的风险，再次成为社会讨论的话题。

虽然说，在一个新闻热点以小时计的社会中，这两则悲剧留给人们的关注、讨论时间依然不会太长，但短时期内多起类似事件进入舆论场，至少会让不少人直观感受到，长期熬夜、过劳的风险，并非耸人听闻，它离我们每个人都不远。

其实，在名人案例外，现实生活中的类似现象，比我们想象中的多得多。有统计显示，中国每年心源性猝死的总人数超过50万，居全球之首。其中的原因，或许与生活方式、饮食习惯都不无关系，但过劳毫无疑问是重要因素之一。相关统计称，2014年，中国人平均每年的工作时间在2000-2200小时之间，同期的德国平均水平才1371个小时，也就是说，每个中国人平均比每个德国人的工作时间多出了三分之一。这也与“996”甚至“007”在我们社会中的普遍性，形成了一种直接呼应。

因此，这次事件发生后，就有不少声音谴责高以翔生前加班加点录制节目的电视台，同时也有人呼吁企业应该为员工更合理的安排工作时间，减少加班。而考虑到当前整个社会加班现象的常态化，更需要追问的是，当我们在感叹社会的发展之快、变化之快时，是否也曾考虑过，我们是否也为此支付了一些超常规的付出，乃至包括健康甚至生命的代价？在倡导以人为本的今天，这确实值得反思。当然，这种反思不可能是某个人、某家企业就能完成，而是整个社会需要重新审视发展速度与质量，工作与生活的关系。

除此之外，面对心肌梗塞等突发疾病的高风险，社会急救技能和急救设备普及率低下的问题，同样值得关注。如有着“救命神器”之称的AED（自动体外除颤仪）可以将心脏骤停的抢救成功率提高至60%，然而目前中国所有公共场所配备的AED总数也仅有千余台，相关急救技能的普及率甚至仅有1%。这种公共救助设备和技能的双重匮乏，无疑也大大提升了猝死悲剧的发生概率。此次事件后，有不少城市公布了公共场所AED的配备情况，以便于在有需求时能够最快获取，还有一些地方宣布加快相关方面的投入，这或是最立竿见影的改变。

当然，猝死现象多发，在承认每个人都有可能做些改变的同时，我们也不得不直面一种整体上的无助。日本学者森冈孝二在《过劳时代》一书中，认为社会竞争压力加大，消费攀比加剧，技术革命带来的加班便利化等因素，是当代日本人普遍过劳化的主要原因。而这一分析放在当前我们的社会中，其实同样是成立的。事实上，包括日本、韩国、中国在内的东亚社会，素来格外推崇吃苦耐劳的文化。这也成为整个社会节奏快、人们神经绷紧，易出现过劳状态的一种内在的文化因素。

针对现实，森冈孝二为“过劳时代”开出的药方，一点都不深奥。如个人要珍惜与家人相处的时间，找到工作之外的生存意义；年假要休够，每个人一年至少要有1—2周的连续假期；企业要禁止无偿加班，尽量避免节假日加班；法律要加强对企业的劳动权益保障的监督等等。可落脚到现实中，这些建议却又往往是“知易行难”。正如即便不是工作加班，在“报复性熬夜”也成为年轻人普遍生活方式的当下，名人猝死案例到底能够给我们带来多少的触动，继而推动多少的现实改变，的确让人不敢过于乐观。

显得颇为悲哀却又不乏隐喻色彩的是，专门研究“过劳”现象的森冈孝二先生，在《过劳时代》的中译本即将出版上市前，却因过劳导致的心脏病发作而离世。在这个加速运转的过劳时代，我们到底能够做些什么、改变些什么，或许值得每个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