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好的病理医生，是看切片看出来的。”在上海市胸科医院病理科名誉主任张杰看来，显微镜下的世界难以计量，其深如海，能看到很多临床医生看不到的东西，“当看过上万张切片后，才会对病理有体会，当看了一辈子切片，就会像看电影一样，看出这张切片背后肿瘤生长的故事，看出原发癌在哪里，癌细胞是怎么转移的，还原这个患者的生活状态。比如原位癌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有惰性，有时进一点，有时会缩一点。但这个过程不能模拟，只能想象。我见过一个原位癌惰性生长10年的病人，看过他10年的CT变化记录，才知道是怎样一个故事。”“切片背后，是一幕幕遗憾。”

病理组织学诊断，之所以被认为是肿瘤诊断的“金标准”，最关键是其能反映出肿瘤的生物学行为，也就是肿瘤的“去脉”或者叫预后，一个病理诊断名称相同的肺腺癌，都有着不同的“来龙”和“去脉”。这一点临床医师是难以看到的，一个病理诊断名称也很难全面反映出来。因此，对于肿瘤个体化治疗和精准治疗，病理医师应当有很多可做的事情，而不仅仅是做出一个病理诊断名称和基因检测。“病理医师将肿瘤生长的故事讲给临床医师听，对那些有心的临床医师在制定临床治疗方案应该是很有帮助的。”张杰表示。

他指着WHO（世界卫生组织）2015年出版的肺部肿瘤“金标准”说，国际上有标准参考，10年一本，而中国的病例远大于此，我们碰到的病例永远比标准要复杂得多，一模一样的好辨认，其他的就要从中发现原位癌的演变特征。有时候你要把脑海深处5年前的一个图像调出来，拿来比对，找指标证据，综合分析。为什么有的医生敢诊断，有的不敢，就在于有的医生善于分析总结，能看透细胞生物学行为。

张杰坦言，现在国际卫生组织的标准是美国制定的，但是肺癌研究，实际上日本做得最好。他去日本广岛大学进修过半年，记忆深刻，他们的标本可能远不及我们多，但每个都做得精细，做到极致。很多肺癌病理的新发现、新观念都出自日本，但是经过美国认证，就成了行业的游戏规则，成为世界标准。研究精神应该向日本学习。让他感慨的是，日本的病例只有中国的十分之一，但是几个病人就能写出文章，我们可能二十个病人也写不出一篇文章，因为我们缺乏人力投入，缺乏创新，缺乏思考。不是我们的医生不行，主要还是没时间。当美国医生花20分钟和病人聊天谈心时，我们在5分钟看一个病人，因为后面还有100个病人在等候，我们没时间，病人更是等不及。

他认为，这三十多年来，我国病理学的发展跨度很大。我们现在已经从学习、效仿国外的知识和标准，踏入超越和创新的新征程。下一代人应该超越我们，力争成为世界标准的制定者。2016年，他出版了目前世界上唯一的《胸腺肿瘤病理诊断图谱》。最近，他作为主编之一的《临床病理诊断与鉴别诊断———气管、肺、胸膜及纵膈疾病》出版了，该书整合了国内10家名院病理科曾诊断过的301种疾病。

早期肺腺癌已成为国内常见病之一，手术冰冻切片快速诊断对决定手术切除范围有重要意义，但目前国际上并没有很好的标准。据悉，张杰正在同国内其他著名病理学专家共同起草有关病理诊断的标准。他说，尽管有困难，但还是要努力去做，因为这将对很多缺乏这方面临床经验的病理医师有帮助，因此很有意义。“一名病理科医生一定要有自己的思考，不能一直‘遵循’别人制定的规则，要敢于质疑权威，敢于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