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合同与劳动合同经依法订立，对签订双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但当两者的相关条款产生冲突时，哪一份合同效力优先，并不能简单地一概而论。

王烨君律师通过解读疫情背景下的“人社部8号文”、集体合同效力与劳动合同效力的关系、如何理解疫情背景下的集体合同，得出“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当两者约定不一致时，应从更有利于保护劳动者的角度出发，进行解读并确定合同的效力”的结论。

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审判员邵文龙点评道，集体合同和劳动合同的效力判断更多要依据具体案件的具体情况，来决定哪个优先适用。无论是哪种情况，都要秉承同一原则：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平衡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的双方合法权益。尤其在疫情期间，既要保护劳动者的基本生存权益，也要保护企业复工复产。

华东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副教授李凌云表示：非常同意大家讲到的平衡保护原则，最高人民法院也是几次强调，现阶段在处理劳动争议时要平衡保护，而不像以前处理劳动争议时对劳动者一边倒的趋势。集体劳动合同本身就是双方要进行平等协商的。李凌云认为，劳动部门对于很多的小企业，尤其是在疫情的情况下，应该要网开一面，对小企业进行的降薪调整或解雇裁员审查不能过于严苛。

上海瀛泰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夏利群律师发言题目为《集体劳动合同与劳动合同效力冲突及协调》，他从“效力位阶冲突的法律表述”、“集体劳动合同的性质”、“两者合同条款效力优先分析”三个方面展开，认为集体合同与劳动合同的效力应区别对待。他将合同条款分为三类，“消极对抗性条款”，即后生效排除前生效的条款”；“积极替换性条款”，即后生效替换前生效的条款”；“条件补充性条款”，即后生效对前生效条款补充”。

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关系处处长汪洋，简单回顾了我国集体合同的法律规定，并指出“相信集体合同、集体协商、民主制度，在今后化解劳动纠纷，发展和谐稳定劳动关系的过程当中，会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汪洋认为，在探索完善集体合同制度当中，要认真如下问题：考虑集体合同的特殊性，不能简单套用劳动合同制度来设计集体合同制度、集体合同的设计当中要注意渐进性、在完善集体合同制度的过程当中要考虑国情。

华东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岑峨认为，在现有的制度框架下，依法订立的集体合同和劳动合同都是具有法律效力和法律约束力的，但当集体合同与劳动合同规定的条款内容不一致的时候，两者将面临效率冲突和如何协调的问题。岑峨举例，通过集体协商来降低劳动者工资，并不意味着集体合同中可以降低劳动合同约定工资。根据人社部的文件及上海市高院和人社局的意见，用人单位可以与劳动者进行一对一的协商变更，也可以通过集体协商的方式进行劳动合同内容的变更。但是在集体协商之后，还需要有一个得到劳动者确认的环节，这样才能够避免产生纠纷。

上海劳动保障杂志主编周斌从用人单位支付经济补偿义务角度展开，如疫情期间用人单位以“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解除劳动合同而支付经济补偿金是不合理的，社会责任应当多方共同承担。但通常情况下，在现有法律框架下，用人单位变更劳动合同，原则上还是要劳动者本人同意，如果劳动者本人不同意变更，那么用人单位以此解除劳动合同应该支付经济补偿。